請勿以「憂鬱」為名

作者: 邱天助   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

　　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和上百名家長在台中市發起萬人連署活動，抗議董氏基金會以關懷、慈善之名，促使教育部在校園對學生做全面性的憂鬱症篩選，不但有圖利廠商之嫌、侵犯個人隱私權，也將很大比例的學生烙上憂鬱症的標籤。

　　多年來，我們在「憂鬱症」的界定、檢測、評估和治療上，很少進行社會學的省思。某個程度上，「憂鬱症」是一種被羅織的罪名。依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之言，憂鬱症是一種「論述形構」，也是一種「聲稱」，它是「知識意欲」和「權力意欲」交織匯集下產物；「憂鬱症」所形成的話語，決非客觀、中性、自然的訊息傳遞方式，相反地，它充滿醫療體系對知識的意欲乃至於權力的主張，背後當然也涉及龐大的醫療利益。

　　廿世紀來，當醫療專業逐漸累積知識與技術的權力後，醫學就取代傳統的宗教及法律，成為社會控制利器。由於專業特權具備自行組織與生長的特性，隨著對病理知識的累積，臨床醫療的實踐範疇也不斷膨脹。人類身體被視為生物機械組合的「疾病」界定不斷增加，從結構障礙到機能失調的症狀和診斷項目、準則逐漸擴充，於是個體總被醫療化論述的宰制。

　　由於生物病態學的類比，賦與臨床醫學生物學導向的正當性，無論基於甚麼社會常模，只要能檢測出來有任何社會功能失衡癥候，都可能被冠以疾病的名稱，諸如歇斯底里、焦慮、強迫性精神官能症以及憂鬱症，逐漸被納入疾病的目錄，形成社會醫療化的現象；在此一論述下，生病者的角色規範必須配合醫療專業技術的協助，擔負起復原的社會責任，醫療乃成為必要的社會運作機制之一環。

　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，繼癌症和愛滋病後，憂鬱症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之一；我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也曾運用「臺灣人憂鬱症量表」調查社區人口，發現終其一生，女性有二○ ％人口罹患憂鬱症，男性有一○％人口罹患憂鬱症，估計憂鬱人口逾百萬。

　　為減少校園憂鬱自傷事件發生，教育部在九十五年底推動「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」，要求各學校新生入學時即全員篩檢、建檔，每學期定期對高危險群進行長期追蹤與介入輔導。將一些心情不好、不想吃東西、覺得不輕鬆、不舒服、沒信心、對什麼事都失去興趣的學生，進行全面控管行動，將學校變成一座邊沁所說的「環視監獄」。

　　在醫療邏輯上，憂鬱往往與自殺形成病理連結，然而在《薛西弗思的神話》裡，卡繆即開宗明義的指出，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，是哲學的問題。憂鬱是找不到生命出口而顯現的身心狀況，試想，一個人失去工作、失去情愛、失去希望，甚至當生命不知為何而活的時候，豈能不「憂鬱」。

　　「憂鬱症」只是把複雜的哲學、社會問題，簡化為個人精神官能上的疾病罷了，對「憂鬱症」的防患並無多大幫助，卻掩飾了社會的病態結構，忽略生命的價值探索。醫學報導指出，如果只是服用精神科醫師所給予的憂鬱症藥物，確實是會想死，全世界已有非常多服用這些藥物，導致病患自殺的案例。因此，教育部與其對「憂鬱症」進行全面篩選，倒不如深化「生命教育」的課程，讓校園回歸清新的教育 場所